“军统少将”的革命生涯
时间：2024-09-08 09:56 作者：创始人 点击：[15]0
周镐，1910年出于湖北省罗田县。1927年，周镐高小毕业，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步科，后到第19路军任下级军官。1933年11月，19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不久即遭失败。此时，周镐离开所在部队，返回家乡途经汉口时，被国民党特务视为共产党嫌疑，遭宪兵拘捕。狱中，周镐意外遇到审讯自己的宪兵军官竟是旧交。此人竭力劝说周镐，以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军统，可保证过去一切不予追究，无罪开释。周镐迫于形势，遂同意加入军统。自1934年起，周镐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武汉站站员、贵阳邮电检查所所长、广东缉私总处查缉股组长。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周镐任国民党军队少校谍报队长、军统局广东站督察。1941年调局本部任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一年后，提升为少将站长。1943年初，周镐受军统局长戴笠委派，担任军统南京站站长，任务是担负戴笠与大汉奸周佛海之间的秘密联络，策反汪伪军和搜集情报。他在南京的公开身份是汪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6科少将科长。周镐到南京后，在汪伪军界上层广交朋友，与汪伪军头目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等都有接触，建立了关系。
当时，我地下情工人员徐楚光以南京为基点，进行情报、策反工作，徐楚光与周镐既是同乡，又是黄埔同学，遂利用这层关系主动与其接近，得知了周镐来南京的秘密使命。双方建立了联系与友谊，周镐向徐楚光提供了一些敌伪活动的情报。
1945年8月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周镐任南京指挥，任援道任南京先遣军司令。8 月16日，周镐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首先接管了《中央日报》、《中报》等几家报社、银行和几座大仓库。次日，派出武装封锁了南京各港口、车站等交通要道，逮捕了梅思平、缪斌、吴颂皋、周学昌、鲍方沛等47名主要汉奸。周镐的抢先行动打乱了蒋介石受降的统一部署，触犯了国民党其他派系的利益，引起了周佛海、任援道等的不满。他们捏词向蒋介石、军统局密告“周镐贪污”罪状。蒋介石、戴笠借日伪军之手扣押了周镐。1946年3 月，戴笠坠机身亡，经军统局的好友帮忙说情，周镐始被释放，在家赋闲。
1946年夏，中共华中局情报部第三工委主任徐楚光再度秘密赴上海、南京一带从事情报、策反工作。徐楚光得知周镐赋闲在家先托人前去慰问，接着亲自到南京西华门二条巷蕉园 5号登门拜访。旧友晤面，畅谈离别之情。当周镐谈起“受屈”一事时，十分气愤，甚为不满国民党内部纷争及无公道可言，对蒋介石置人民死活于不顾而打内战也很反感，对共产党军队英勇抗战事迹，流露敬佩之情。
徐楚光见周镐为人耿直，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感到有争取他转向革命的可能。不久，徐又赴周家，两人就国内国际形势、社会情况等进行交谈，周镐再度对时弊深为不满。6月的某一天，徐楚光再次至周家进一步做政治试探，先从形势讲起，进而关心他的处境，谈到他的前途，最后希望他弃暗投明，“良禽择木而栖”，参加革命阵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周镐与徐楚光在抗战时曾一度携手，已谙知徐的政治身份，对共产党也有所认识。他身居军统多年，又屡遭磨难。经过深思，周镐同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提出可以从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国民党暂编25师师长孙良诚着手，进行策反工作。并表示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徐楚光返回解放区将周镐的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经领导批准，吸收周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委托他为情报部京、沪、徐、杭特派员，进行策反敌军工作。
为掩护工作，周镐向保密局（系军统局改称）提出自己愿意到上海静安寺搞佛教协会工作。经保密局长毛人凤同意，周镐被任命为少将直属组长。
周镐与徐楚光的往来被一名秘密叛变投敌的奸细发现并密报给保密局。周镐在家中被特务逮捕。周镐在受审中，始终只承认与徐楚光是同乡、同学、汪伪军事委员会同事关系，平时很少往来，只是11月下旬在上海南京饭店偶遇，同住一宿而已，同共产党无任何关系喊冤不止。同时，周镐妻子吴雪亚则向审讯周镐的军法处法官王某送去厚礼，请其相助。1947年1月31日，周镐获得释放，被任命为保密局少将设计委员，仍回上海静安寺佛教协会。
同年夏天，周镐被任命为 107军高级参议，并奉蒋介石手谕，调查孙良诚（时任107军军长）“私通共军”问题。周镐到107军驻地宿迁，会见孙良诚，将蒋介石的手谕出示给孙，孙见之色变，涕泪滂沱，不知所措，不断向周求教避祸之策。周则暗示以通常求生之路已难于应付，孙又再三问计，他才说：“看来，只有起义投共，方可避祸求福，其他似无更好活路。”孙为脱身求生，接受了这个意见，但提出要1500两黄金做高级军官家属的转移费用。周表示可设法托人向解放军方面转达此意。7 月，周镐回南京复命，上报孙的问题查无实据。10月10日，周镐再次奉蒋介石之命到宿迁，调查孙良诚“私通‘民革’李济深”的问题。周镐向孙良诚指出：“蒋对你十分怀疑，跟国民党走已无出路，要坚定起义的决心。”并告诉他有关起义经费问题，已请人向解放军联系，一有佳音即当奉告，起义的时间、地点可候通知。周返南京后，又以“查无实据”掩饰过去。
正值策反孙良诚工作进展顺利之际，徐楚光的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周镐。周镐于1947年12月30日再次被捕，关进南京宁海路19号二监。此次仍由军法处法官王某审理周镐。一方面，周镐自己坚不承认，另一方面，吴雪亚又送去重礼请予开脱。王得贿赂，竭力从中相助，签报上峰称：周案仍因在汪伪时期结交的社会关系所引起，其中有投向新四军的人对周镐拉拢利用，然周无此心，案情已基本弄清。1948年3月，周出狱。4月，周镐以送怀孕的妻子回老家为名，经徐州抵宿迁，暂住孙良诚处。毛人凤得知周镐离开南京，遂下令通缉。
周镐在宿迁期间，继续做孙良诚的工作。1948年6月，我军解放泗阳，部队向宿迁城推进。此时，孙良诚接到“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急电，令其连夜撤兵至睢宁。周镐得知此消息，立即找到孙良诚，要其留下不走，举行起义。孙未同意，仅答应委周镐为“宿迁留守城防司令”，留下少数兵力看管物资、弹药等。自己则率部撤至唯宁。次日，我军解放宿迁，周镐将城内物资、弹药等全部移交我军。
蒋介石为挽救败局，对杂牌军将领封官许愿。1948年10月，蒋介石委孙良诚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107军军长，属下军官均升一级，扩编孙部，给钱、给武器弹药。孙为所惑，再不谈起义之事。
1948年11月12日，孙良诚率107军军部及206师撤离睢宁向徐州方向逃逸，在睢宁城西高集附近，被解放军截住包围在睢宁西北邢坪子、大王集一带。周镐闻讯，迅疾赶至邢坪子，时我军已进入战斗位置，但仍未放弃争取孙部投诚，乃由周镐写信设法送交孙良诚，给予其最后一个机会。孙良诚接到周的信，派易姓副官迎周镐前去。周不顾个人安危，越过枪弹横飞的前线，进入孙良诚的指挥部，敦促孙放下武器。可是，这时孙却提出要按起义部队待遇的条件。根据党的指示，周镐向其严正指出：原谈全军集中唯宁，然后通电起义，你却率部西撤徐州，现已被解放军包围，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再谈起义，为时晚矣！此时，积极拥护起义的107军206师师长王清瀚按照周镐的指点，以开会的名义，将107军军部及206师的师、团级军官加以软禁，孙良诚完全孤立，遂不得不同意放下武器办理投诚事宜。11月13日，周镐与解放军部队指挥员携带孙良诚签字的“放下武器”的手条，再次来到邢坪子孙部驻地，将孙良诚写的手条交107军参谋长，令其向孙部官兵宣布“放下武器”，将所有武器集中架集在村内，官兵分别到村外集合。周镐对孙部300余名官佐讲话，号召大家要认清形势，顺乎历史潮流，为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做出贡献。经过周镐、王清瀚等的紧张工作，将孙部107军军直两个营、工兵营、炮车大队以及206师计5800余人接收完毕。孙部所有的武器、物资以及汽车25辆等，皆归我军。
按照党的指示，周镐还承担了利用孙良诚、王清瀚等的关系，策反驻扎在徐州、蚌埠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的任务。
1948年11月26日，周镐安排孙良诚、王清瀚分别致书刘汝明、刘汝珍，促其起义。12月9日，孙良诚的亲信副官尹燕俊等持孙良诚写的第二封信去刘汝明处。不料，孙良诚佛口蛇心，私下对尹说：你跟随我多年，我没有亏待过你，我想逃出解放区，苦于无法脱身，明天你去刘司令官处送信，请他口头答应起义，提出派我去蚌埠接洽，并参加谈判，把我弄出解放区。并要尹告诉刘：“我写的信是敷衍共产党的话，是假的，救我出去，才是真的。”12月21日下午，尹燕俊携带刘汝明复信返回，信中谈及“关于起义问题，愿做考虑，请解放军派代表来我方进行谈判”，“约孙少云（孙良诚）先生参加会谈”等。周镐接刘汝明复信，信以为真，于12月30日来到靠近前线的陈家坪，次日，孙良诚也到来。为与刘汝明联系商谈起义问题，周镐派尹燕俊往返解放区与蚌埠之间，孙良诚则趁机要尹为其与刘汝明双方暗传欺诈密信。刘汝明把孙良诚的来信上交刘峙。
1949年1月5日，周镐、孙良诚、王清瀚、刘彦锡（王清瀚的警卫员）等，偕孙良诚挑选的七八名卫兵一行南行抵淮河边。下午，他们渡过淮河。一进入国民党军队防区，周镐等即被拘捕，押解南京。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前夕，手令处决周镐。临刑时，周镐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实践了自己“九死余生，以尽力为革命而奋斗”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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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I 《警史钩沉》2013年第2辑《“军统少将”的革命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