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巡检与土兵
时间：2025-06-01 16:16 作者：创始人 点击：[214]0
巡检作为官称，大体始于唐代中叶，主要是置于盐池产地、交通要道和军队等地方；唐朝也曾出现巡检使一词[1]。到五代。巡检是一种使职、差遣，而不是职官，位低职重，其设置不论在地域或结构的层次上，都大大突破唐时规模，职能也比唐代扩大。巡检职能的改变，体现了唐末五代中央与地方权力角逐的现象；当藩镇分割了中央部分用人权的同时，中央政府则透过差遣的办法，又将一部分用人权力收归中央[2]。
宋代巡检与其所属的土兵是中央集权的重要表征之一，其设置更为普遍与复杂。经过宋太祖、太宗二朝的征战、招纳，藩镇割据局面消除，中央威权逐步加强，五代时期巡检使担负监督地方军镇势力的职能逐渐消失；反之，募兵御边与维护境内治安，成为巡检新的职责。宋初为防御辽、夏进犯，以及避免五代藩镇之势重现，朝廷任命一批熟识边防事务的将领，充任巡检，率兵守边，这些人“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久不易，则边事尽知”[3]。既能发挥御边的作用，又有利于集权中央。此外，为了加强维护宋境内的社会秩序，镇压反叛，宋廷则于远离城邑的多盗之区，设巡检、置寨兵，以强化治安缺口，稳固政权。到了宋与辽、夏关系趋于稳定之后，担任戍边重责的巡检，不仅数量减少、辖区缩小，地位也有降低的趋势。尤其自神宗以后，西北地区的巡检，不论辖区或地位都有明显的缩小与下降。反之，由于境内经济活动蓬勃，而宋廷为了增加财政税收，实施茶、盐专卖制度，导致境内外的茶、盐走私活动频繁，甚至武装护卫，不仅威胁地方治安，更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如虔、汀两地的走私者，活动区域辽阔，“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4]”这种现象自仁宗以来即已出现，并引起朝廷重视。宋廷为镇压私贩武力，开始在县中增设巡检，并提升其地位[5]。仁宗在诏书中即说：“国家设巡检、县尉，所以佐郡邑，制奸盗也。[6]”此后，巡检与县尉共同成为宋朝维护基层社会治安的重要武力。巡检在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上所负的责任，更为繁重。基本上，县尉负责县城及草市的治安，属于民防性质；巡检则负责维持乡村治安，对付大股寇盗，“不得与闻州县事”[7]，驻所也偏设于地形险要之处，军防性质较强。巡检的任用资格虽多，但仍以武职官员为主，任期稍长，其中武学生及武举出身的人是出任巡检的重要资历[8]。而县尉一般是由文官担任，偶有兼差武臣的情形。巡检统属的成员性质上属于军人，早期包括禁军、厢军、乡兵和土兵，后来则以招募当地的土兵为主。巡检早期的职责是监督境内的地方军及边境防御外患，军事性质很强，因此，以统辖正规军的禁军主力是势所必然的；但随着境内治安任务的加重，禁军的适任性也面临考验。禁军由于多是外地人，实行轮戍制，对驻扎地区内的山川地理、人情风俗均不娴熟，对付地区性的变乱不容易发挥弭乱之效，有时反而成为地方肇祸之源。因此，轮调式的禁军能否胜任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任务，颇引起争议。苏辙就曾说：“国家设捕盗之吏，有巡检、有县尉，然较其所获，县尉常密，巡检常疏，非巡检则愚，县尉则智，盖弓手乡户之人，与屯驻客军异耳。[9]”显示部分朝臣对外来的军队能否有效维护本地治安，有许多疑虑。为了改善此一现象，元丰年间，宋廷曾令以土军替代，但到了元佑二年（1087），又有朝臣指出，土兵多亲戚乡里之人，容易互相遮庇，建议以其半复差禁军。但随后朝臣亦认为“禁军所至，往往一心惟望替期，又不谙习彼处道理”，建议仍依元丰法。一律招土兵代之。从徽宗之后一直至南宋，除极少数例外，宋廷均以招募本地人为土兵，维护地方治安[10]。如南宋初，虔州土豪陈敏因组织家丁讨捕走私、保卫乡土有功，被任命为巡检。后来，在福建地区成立的地方军——左翼军，就是以他的家丁及当地的土兵为基础”[11]。上述巡检职能及所辖成员的变化，显示北宋末年起，宋廷的政策已由以戍边御敌及贯彻中央统治力（禁军）为重，转为以维护境内地方治安（土兵）为重[12]。[1]学界以往认为巡检是五代时期才出现差遣的职务，见黄清连：《圆仁与唐代巡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4分，第899-924页。但近年的研究则显示唐代中叶起已有巡检使一词，见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第34-41页。
[2]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第34-41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第974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佑七年二月辛巳条，第4739页。
[5]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41-54页。
[6]《宋会要•职官》57之36，庆历三年五月。
[7]《九朝编年备要》卷1，乾德三年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页。
[8]方震华：《文武纠结的困境——宋代的武举与武学》，《台大历史学报》第33期，2004年6月，第1-39页。
[9]苏辙：《栾城集》卷35《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62页。
[10]参见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41-54页。
[1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5页；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地方武力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第60-61页，参见佐竹靖彦：《宋代福建地区的土豪型物资流通和庶民型物资流通》，《宋史研究论文集》，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0-235页。
[12]本文参考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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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I 《警史钩沉》2008年第2-3辑《宋代巡检与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