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察局的“特殊警察”

抗战胜利后，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统一领导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以及各区警察分局和警察局所属一些部门内党的组织。“警委”书记邵健，委员刘峰、马益三、贾荣顺、姜敏，由市委书记张承宗直接领导。“警委”配合工人、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进行了各种方式的隐蔽斗争，宣传党的政策，从内部瓦解伪警察，在反破坏、反搬迁，保护警察局档案财产，迎接解放中起了应有的作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配合新四军在上海周围的活动，以及反对国民党“甄别伪警察”的斗争中，警察系统的地下斗争以新的姿态出现，警察的政治觉悟和同情人民革命的思想日益提高，他们把本身的提高待遇、获得解放的要求和人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在这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1946年至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警委”对党员普遍进行了教育，巩固党的工作基础。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力量大为加强。同年冬天，开展了立功运动，并加强党员的气节教育。1948年8月经市委批准，“警委”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外围组织“互保立功委员会”，进而把斗争中经过考验，基本上具备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1949年初，“警委”又进行了调整加强。这个时期的党组织及领导人情况如下:

书记：邵健

副书记：刘峰

委员: 刘峰、马益三、贾荣顺、姜敏、苗雁群、刘诚

上海解放时，“警委”已建立20个支部，分布在总局、各分局、保安中队、监狱及“飞行堡垒”总队中，党员已达500人，外围积极分子有2000多人。许多要害部门，都有党组织巧妙“打入”，就连警察局长毛森办公室的一名勤杂员，也是毛森做梦没想到的中共地下党员。

“蝇头小楷”与《王云五小辞典》

国民党统治时期，党的地下斗争异常艰险。隐蔽战线的残酷现实，更要求地下党要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高度的保密观念，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战胜敌人。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担负传递党的文件、信息的“微型书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一件看似比“蝇头小楷”还细小的“微雕作品”，实为中共上海地下“警委”的一个党内文件。文件题名《三个月工作计划》，全文3900字，是“警委”书记邵健在1947年底起草并亲笔“雕刻”在两张宽5厘米、长50厘米的白色油光纸上，把它卷起来，可以塞进被掏空的两支香烟里，然后在香烟两头塞上一点烟丝，装入香烟盒内，交各委员传阅，即使万一遇上警察抄靶子之类的情况，也不致被敌人发觉。《三个月工作计划》除阐明当时形势和布置“警委”的工作计划外，还对党组织的安全和保密工作，以及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等问题，都作了具体布置。

而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隐藏着地下党员名录的移动“档案库”——《王云五小辞典》。

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地下党实行单线领导，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党组织不仅不可能建立党员的个人档案，就是连一本简单的党员花名册也不允许编写。邵健天论如何也难以记住“警委”所有党员的姓名和基本情况。但他认为，作为一级党委的书记，应该对党、对同志负责。于是，他苦思冥想，终于以他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运用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中文字形编成密码、代号，将1948年至解放前夕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内的472名中共地下党员的警号、入党年月、分布单位等具体情况隐注在一本（长15厘米，宽9.1厘米，厚3.7厘米）《王云五小辞典》内。另用两本通讯录分别按警号顺序及分局分布密码和辞典页码作为索引，将外围组织人员名单用密码、代号记在《无线电通讯教程》和三本英语读本内，还有一本小摘记本按分局分布记上书籍页码和警号密码作为索引。这样一本普通的辞典，不会引人注意，而且由于这套编写操作程序只有他一人知道，即使万一落到敌人手中，只要自己坚决不说，敌人休想破译得了。

邵健创造的密码，可分三类：一是用英文字母代替警号数字号码。即D是1、K是2、S是3……；二是分局和有关单位用阿拉伯数字作代号。即1—是普陀区、2—江宁区、3—静安区……；三是以汉字方块字形的凸出笔划编写年月顺序代号。上述警号密码、分局代号、年月代号记在《通迅录》（即地下党员名册索引[二]）内，查阅方法如下：如《辞典》125页记有“天DRSF、停、杨、人天甲口”的字样，即黄浦分局，警号1538，党籍已停，姓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十月入党。如按分局分布记载的《通迅录》的第1页，“19、DODS”字样，第1页即普陀分局，19是《小辞典》的页码，警号1913，参照《小辞典》19页上所注的字，可查出该人名李（子）余，27岁，江苏无锡人，学生成份，初中文化，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1月入党。又如在《外围名册索引（按分局排列）》小摘记簿内左上角记的1（即普陀），16、DOBF，对照《无线电通讯教程》书本16页，可查出刘姓，30岁、河北大城人、文化程度师范、警号1948。

这本内藏着472名党员“档案”的小辞典，邵健把它看作比生命还重要，多次嘱咐爱人：“这本辞典你要帮我保存好，就是自己生命丢了，这本小辞典也不能丢。”上海解放后，邵健立即把它“译”成党员名册及基本情况表，及时把所有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党委，保存了472名党员和外围组织人员的政治生命，使一些优秀的地下党员被迅速选拔任命为市局有关处和分局的领导干部，从而有力地配合解放军接管上海。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临近解放，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共约8000名，而警察系统的地下党员竟占了6.25%。隐蔽于敌人要害部门警察系统的“特殊警察”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壮大，关键是党组织执行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建党方针，同时正确运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通过深入解析上海警察组织的构成状况，充分而正确地认识到在警察系统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时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所招收的巡警，基本上是冀、鲁、豫等北方农村的贫苦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他们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地方剥削和官僚资产阶级残酷统治，加上水旱天灾、兵燹人祸，不得不背井离乡纷纷逃往上海，迫于生计，才投考当了巡警，经3至5个月的训练，即被派出扳红绿灯、站交通岗或马路上巡逻。“没得法，当警察”正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们文化程度低，大多只读过私塾或中小学，既缺乏共产主义思想，也没有“三民主义”的意识，更多的是保留着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意识。他们一方面充当着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深受洋人和中国官员的压迫和欺侮。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职员、学生和文化界等各阶层人民的进步运动和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影响广泛。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和“八一三”事变以后，中国人民抗日爱国浪潮波澜壮阔，由此也激起了一部分警察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反抗警官、弃警投军事件屡有发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英法租界巡捕中开展为新四军募捐的爱国运动。当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不断扩大解放区时，国民党军队却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这对大部分家乡在长江以北解放区的上海巡警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军抗日斗争的事迹和军民鱼水的佳话，通过乡亲来往在巡警中广为传播，使一部分巡警逐步认清了真理之所在，从感情上日益倾向于共产党。在这样水到渠成的情况下，遵循积极慎重、个别、秘密的原则，采取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方法，先后使数以百计的警察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

这些战斗在上海警察系统的“特殊警察”，从入党起就受到了党组织对他们在形势、阶级、纪律、气节等方面教育，通过严密组织生活，把经常的、个别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同隐蔽的对敌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广大党员进一步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和斗志，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和增强对付突发事变的能力，确保了在特殊的环境里进行的特殊头争。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上海市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叫嚣：“上海有1000条路，我有1000个特务。”他派了大批特务打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警察局内部也建立了“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控制的组织，以连环保形式要警察人员互为签名连保连坐，进行严密控制。毛森还亲临黄浦、新成、虹口等分局集合官警“训话”：只要共产党员出来自首，就可保送台湾，如检举别人还领赏、晋升3级，否则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等等。在他公布的“战时禁令”中，规定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者均予处死并杀戮其全家。1948年至1949年遭逮捕的警察有50余人。敌人对被捕的革命者用尽酷刑：通电流、灌辣椒水、拔指甲，有的人被砍断十指，有的竟被开水活活烫死。黄浦江上几乎每天都有被塞入麻袋投进江中的浮尸，宋公园、虹口公园、中兴路普球消防实验场等多处都成了半公开的刑场。1949年5月22日以后，被捕人员仅几小时后就被拉上刑场。监狱里的革命者也被分批屠杀。

在敌人惆之以死，诱之以利的考验面前，“警委”所属近500名地下党员，没有一个变节自首，背叛革命，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