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时期国民兵身份证看民国户籍管理制度

一张长30厘米，宽20厘米的纸片，发黄陈旧，虽然已经被熨平了，隐约可现的褶皱仍在无比清晰地诉说它历经的岁月。湖北警史馆里，这一张看起来比较宽大的陈旧纸片，是一张中华民国时期的国民兵身份证。

身份证的主人名叫张立年，填写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九月，正面印着“国民兵身份证”六个字，其下方是略显冗长却又无比丰富的信息：姓名、出生年月日、家属、籍贯、职业、面貌、身长、体格特征及教育等信息。

身份证下面是国民兵的服役状况，记载着免役、缓役、禁役、停役、延役、除役、死亡等基本情况。有意思的是，这张特别的身份证上，还专有“箕斗”一栏，用“O代表“斗”，用“x”代表“箕”，不同的符号分别标识着其左右手的大指、食指、中指、环指（无名指）、小指的特征。和我们现在颁发的身份证相较，这张久远的身份证万事俱备唯欠最重要的信息，即主人的照片。

但是，没有照片的这张来自82年前的身份证，承载的信息却详实得不能轻易被复制，在特征一栏里还详细地记载着张立年“左口角下一黑痣”的面貌特征，当然，那个时期的盗用和伪造技术还不如今天发达。更重要的是，这张身份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首先，它能清晰地印证这样一则史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最重要的一条举措就是“户籍法与清查户口，及推行地方自治，皆有密切关系……为训政时期初步最要工作”。在推行乡自治的基础上，参照英、美、德、日等国户籍及人事登记的法律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早在1931年，就正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1934年该法得到进一步修正，并于同年开始施行，且自此之后不断修正和完善。

1939年，国民政府为加强国民兵管理，颁发了《国民兵役证施行办法》，规定适龄服役男子（俗称“壮丁”）必须办理“国民兵役证”，这也是民国政府实行身份证制度的明证。1941年，为进一步加强对壮丁的管理，便于户口调查，民国政府又颁发了《国民兵身份证暂行条例》，规定“凡年满18岁至45岁的役龄男子（必要时可前后延伸5年，即13岁至50岁），必须领取国民兵身份证”。国民兵身份证由正证和副证组成，正副证均填有持证人的详细信息。正证由国民兵乡镇队部统一保管，副证则由本人随身携带，以接受政府随时检查。

在当时的中国，拍照技术还刚传入不久，普通百姓甚至都不知道照相是怎么回事。因此，尽管知道一个人的模样是代表其身份最重要的标志，后来的国民兵身份证还是摒弃了这一无比重要的信息，而是极大可能地丰富其个人信息，用文字的形式将其面貌形状、特殊标记、指纹特征这些反映个人特点的形象详细记录下来。实施国民兵身份证几年后的1946年，国民政府对1931年《户籍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并于同年布告全国开始实施。该法分为通则、籍别登记、身份登记、迁徙登记、变更登记、登记申请、罚则、附则，共8章61条。《户籍法》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将个人身份登记单列成章，并推行身份证制度。比如该法第11条就规定：已办户籍登记之地方，得制发国民身份证，或经内政部核准，以户籍誊本代之。”同年6月，行政院颁布了《户籍法施行细则》，对国民身份证的有关事项做出了具体规定。

“国民身份证”与“国民兵身份证”仅一字之差，但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首先，两者的使用目的和范围不同。“国民兵身份证”只限于役龄男子，其作用是用来掌握“壮丁”的情况及其行踪；“国民身份证”则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男女均要领取身份证，未满十八周岁的，经申请批准后也可领取，这大大地扩大了身份证的使用范围，也初步具有了未来身份证的基本特征。二是两者的外在形式不同。国民兵身份证含正证、副证，幅面大；国民身份证却只有一证，为可对折的四页，对折后高约10.5厘米，宽约7.5厘米，和现今的各种“会员证”差不多，大小更适于随身携带。三是两者的内容项目不同。除基本项目外，国民身份证还要求填写本籍、寄籍、国民义务劳动（工作地点、日期、证明长官）、公民资格（宣誓地点、宣誓日期）等，而国民身份证则比国民兵身份证记录个人信息更为详尽。四是管理模式不同。国民兵身份证主要由军队及兵役机构制发，正副证的内容应随持证人的迁徙而变化。国民身份证由政府制发，除损毁、丢失、漏发等须补发外，无需定期换发，且全国有效，不必随地换发。另外，国民身份证不得带入“匪”区（革命武装根据地、解放区），以防止“奸匪”（我革命武装力量）利用身份证作掩护开展工作。

“国民兵身份证”制度试行了8年后，民国政府于194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由于国民兵身份证制度在证件颁发、使用、保管、检查、处罚等方面都有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管理体系，各级机构也有了实际的操作经验，因此这为国民身份证的全面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